刘坤一
刘坤一的出仕过程和当时很多其他汉族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类似,都是身作儒生不满太平天国之乱而参与地方乡勇,进而因战功而被擢升为地方大员的典型例子。在1855年,刘坤一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加入江忠源系湘军征讨太平军,其后因带领湘军立下战功,而由廪生逐级升为教谕、知县、知州、知府、广东按察使及广西布政使,并于1865年起晋升为江西巡抚,任内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这种思想可反映在他的讲话之中:“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早期

刘坤一的出仕过程和当时很多其他汉族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类似,都是身作儒生不满太平天国之乱而参与地方乡勇,进而因战功而被擢升为地方大员的典型例子。在1855年,刘坤一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加入江忠源系湘军征讨太平军,其后因带领湘军立下战功,而由廪生逐级升为教谕、知县、知州、知府、广东按察使及广西布政使,并于1865年起晋升为江西巡抚,任内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这种思想可反映在他的讲话之中: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中期

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又在翌年晋升为两广总督直到1879年,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相反江西只是一个内陆省份),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推动洋务方面,在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发展海运、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然而,他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

后期

1890年开始,他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又受命帮办海军军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授予钦差大臣职衔,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刘坤一在此时期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包括推动现代化政策如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1895年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参与组织如在1895年加入主张变法的强学会,并捐助五千两白银。除了推动洋务外,他继续以往传统变法式的整顿吏治及治安的政策,包括保荐亲民的知府知县8人及办理团练,在1892年肃清两江境内的哥老会。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强烈反对慈禧太后废黜皇帝光绪,在1900年义和团乱时主张严厉镇压并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倡导组织了东南互保,保障了东南各省免受团乱为祸。其后在1901年又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三折》,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开启了清廷晚清改革的先声,然而,在改革开始不久,刘坤一却在1902年去世,赐谥忠诚。

昼夜戒备

18948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87日,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26日,他在《续办江海防务折》中报告了镇江、江宁一带昼夜戒备的筹防情形,为防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忧,特将一应战守事宜妥为布置10月之后,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清廷为挽救危局,28日谕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刘坤一接受命令,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但是他却以队不齐,械不备未迅速行动。

军队调度

1895年,刘坤一开始加强军队调度,派吴大瀓统率湘楚各军20多营万余人陆续出关,委新疆藩司魏光焘为前敌营务处。1月初,盖平(今盖县)失陷,清廷谕刘坤一进驻山海关16日才遵旨出驻山海关。同时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八条。当时清军在海城、营口、牛庄、田庄台一带集结78万人,而日军在海城、盖平不过2万人。2月底以前清军曾四攻海城,均遭败北,并于3月间先后失去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清军的节节败退,使刘坤一重整军队,以图反攻的设想化为乌有。不到10天时间,清军67万人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宋庆、吴大瀓溃而西走,从双台子退至石山站。

反对割让

18954月,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一战?"430日,刘坤一再寄督办军务处,认为"宜战不宜和"。他分析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的形势,指出"在我止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寇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之计。……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表示"坤一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52日,光绪批准《马关条约》。55日刘坤一再奏,说明日本"若得辽、台,如附两翼,中国必有噬脐之祸。辽、台与倭该国联成一气,日益强盛,将来即求援西洋各大国,亦无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刘坤一对清廷将台湾拱手相让,很不甘心。29日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并派幕僚易顺鼎"持函渡台",转达支持之意。他还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

1896年,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后虽屡奏请开缺,皆不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刘坤一和张之洞盛宣怀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1902年卒,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谥忠诚。

思想

刘坤一从信奉儒家经典的封建士大夫发展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外交活动家,其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1865—1874年(同治四年到同治十三年)为第一阶段,这是思想保守时期;1874—1881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为第二阶段,对洋务新政的态度由排斥转为间或支持的时期;1890—1902年(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八年)是第三阶段,是其洋务思想的成熟时期。

保守

1855年从军到1865年任江西巡抚这十年,刘坤一主要涉足军旅,一则因忙于攻城守地,一则因地位低微,其思想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及至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且一任九年。赣抚时期,是刘坤一政治事业的初创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由于客观上僻居内地,且忙于军务,地方兴利除弊成为头等政治目标,故他无暇接触新思想、新事物。主观上,由于他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气节;更由于他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从异途进身为封疆大吏的,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了一份忠诚。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早年他从镇压农民起义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要弘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能完成政治任务。故而,他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铖,徒为洋人所笑?”总体说来,赣抚时期的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拼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转变

1874—1881年,是刘坤一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督时期,先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八个月,后任两广总督四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年半。清末的两广、两江既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不但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公壤区和租界地。因此,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而且日见频繁。加之,这一时期正是晚清洋务运动勃兴时期,各项洋务新政措施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得以推行,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由于形势的逼迫和实际政务中与洋务接触机遇的增加,刘坤一对洋务的认识加深了,对洋务新政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对一些在他看来于国于民有益的措施,间或也在辖境推行。例如他对使用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是赞赏的,并能针对洋务派创办的各制造局生产枪炮、机械等物品“杂而不精”现象提出“各专各艺”的合理建议,同时也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但从本质上讲,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守旧思想的束缚,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正因为如此,1881年六月间,两次被弹劾,十二月被免职,自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

成熟

189011月,清廷再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从政态度有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失败,使朝野的士大夫们猛然惊醒,也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战后,他向清廷先后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等条陈,成为变法图强的最大宣传者和鼓动者。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想起“贫弱而致富强”,便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至此,“学习西法,富国强兵”在其思想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他的洋务思想也趋于成熟。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日益尊荣,他的洋务思想对晚清政府的影响也日见扩大。19017月,他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变法三折》,使之成为晚清新政的设计者。成熟时期的刘坤一,其洋务思想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以致用为原则,反对务尚新奇。刘坤一十分强调洋务新政的易行、易为,对那些徒耗钱财,只有形式而无实际的举措是坚决反对的。(二)坚持循序渐进,徐图自强。刘坤一为政历来主张循序渐进,他说:“论政之道,原不必尽循尘辙,遇事宽容;然必行之以渐,酌乎其中,乃可日起有功,而无娇枉过正之弊,从未有操之过急,轻试纷更,而能有裨治理者也”。(三)坚持自力更生,以“保自存之利权”。在中国近代史上,刘坤一是比较明确提出“洋务对西洋依赖过重”认识的人。